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长河中，有一些堪称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不朽名言，它们宛如这条长河中的璀灿明珠，长久地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

它还力求使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00年在马尔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获得在大学教书的资格。

作为一笔巨大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萨维尼在精通德国国家法、身为帝国法院助理法官的赫尔.冯.诺伊拉特（Herr von Neurath）这位监护人的督导下，开始学习法律。从学术上讲，萨维尼在法学理论上主张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但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却主张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这就自然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术上出现的变化和修正——他发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时候才36岁，而发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8卷时候，已经70岁了[31]，这种在国际私法理论上的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进步的和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只看到萨维尼理论的前者而对后者视而不见，显然是不公平的。[41]而且，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思想对英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的亨利.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和美国的詹姆斯.库利奇.卡特（James Coolidge Carter,1827——1903）都深受其思想沾润。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法的渊源理论是萨维尼在《论立法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本书之法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于法起源于民族的习惯和诞生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它才具有了如许的本质，萨维尼也才得以反对去制定法典。至于萨维尼本人关于法起源自民族精神的理论，作为对自然法及其代表的理性主义的反动，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而萨维尼，则是这一学派的核心和代表人物。他是反对制定法的，即使制定法，也要求智慧超过前代，而且，立法的目的也不过是记录古老的习俗，立法的目的可能有二：裁决纠纷（争议事项），记录古老习俗。再次可以考虑排除自引的法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引证量和下载量。

正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整体上学术规范意识淡薄，各个学科领域学术失范导致的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科学研究与学术进步，损害了学术形象，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它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又有独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人文学科领域，其效用则常表现为精神产品及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舆论等产生的作用。2007年年初，笔者在获得中国法学会评选的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的颁奖典礼暨青年法学家论坛上的演讲中曾经指出：在我看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假如你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在五十年之后，如果降低一下标准那么至少也要在二十年之后，后来的学人都是将其作为思想来研读和思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资料来对待，那么，你确实有资格、也的确是某一个领域的‘家。

[20]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正如有学者所言：科学的学术评价规则必须是时间与空间形成双重制约，而从时间上看，任何虚假的夸大的不真实的学术评价都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无情考验。

它既强调用一段时间、有限的实践、已有的历史事实来评价，更注重长时间、更多实践和事实的评价。然而，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在学术资源的利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的认知和行为。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良好的学术形象的确立，也有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与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较大程度上是以政治宣传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法律等现实政治政策，法学研究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学术性、科学性和思想性内涵的挖掘非常有限。

当代中国法学学术领域的情况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较为相似。笔者相信，无论是确立微观层面的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还是建立整体而宏观层面的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制度框架，都需要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经过长期的研讨和努力，法学学者和法律实务专家应各自贡献自己的智慧，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积聚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的集体大智慧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科学合理的共识性标准。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学术评价的混乱，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潜滋暗长，学风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特别是学术浮躁导致的学术浮夸现象，使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出现了忽视真正学术问题而完全迎合现实的所谓社会需求的褊狭功利主义取向，导致了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某些荒谬而不合逻辑的现象，比如立法万能论的思想与实践。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必须首先明了其问题意识所甄别出来的问题的性质或者属性，即是属于思想层面的理论性的共性问题，还是属于操作层面的实践性的共性问题，或者是属于具体现象层面的对策性的个别性问题，法学研究领域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应该具有彼此有别的判断其解决方案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依据和标准。

【注释】 [1]2014年7月12日上午10∶50，笔者在中国知网即CNKI[http：//www.cnki.net]上通过高级检索[检索条件选择篇名，主题词为学术评价，发表时间自1980年1月1日以来]，发现有540条结果[包括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期刊论文、消息等类别]，但只有在2000年以后该主题的条目才明显增多[1980年1条，1989年、1990年、1997年各1条，1998年3条，1999年1条。也就是说，关注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始终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深入地捕捉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

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邓正来为主要发起人的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后来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实质上也是与学术评价问题相关的思考。但在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且念念不忘的一个口号式的命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检验其研究成果的标准就是创新，就像有学者所说的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责，并进而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可以分为4个方面：一是观点创新，即是否提出新概念、新见解、新理论、新主张。

[23]张应强：《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营造良好的学术评价环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10]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还必须高度重视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和社会的相关领域的历史与现实实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作为中国相关领域现实社会实践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借鉴。但是学术又应保持学术之为学术的相对自主性，保持学术对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的批判性。而近的例证有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的著作、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的著作，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几乎没有不将其作为本学科学术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与方法论学术资源的。[7]可在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相应的关键词搜索相关争论的具体情况。这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邓正来等学者率先发起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讨论和后来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19]的重要动因。

基于此，教育部先后发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2006年5月10日]、《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也组织编写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但是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首先将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显性效果判定的最短时间断定为从成果发表到评价结论至少经过五年。

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之政治向度状况，理当成为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之构成要素之一。[21]但究竟何谓之新并不清楚。

杨建林等学者也认为学术评价机制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他们认为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少包含学术评价组织者、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和评价制度等7大要素。[12]我个人完全认同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不加区分考量的‘无限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噩梦。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学者尤其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外思想家既有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经常罔顾科学研究的思想传承，乐于随意创造新概念、新名词以标新立异，并将这种缺乏以起码的学术思想共识为基础的学术沟通资质的所谓与众不同，视为学术研究上的创新，动辄声称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比如叶继元就提出建立六位一体的学术评价体系，即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制度六大要素组成的学术评价体系，以明确评价理论与实践的方向和路径、提供评价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他进一步指出：评价标准是指人们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10]王春燕等：《中国学术评价需要中国标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第A04版。三是材料创新，即是否提供新数据、新个案、新经验、新事例等。

[13]毫无疑问，法学学术研究之目的的区别性要求，也应该成为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的内在因素。[5]杨建林等：《系统论视角下的学术评价机制》，《情报科学》2012年第5期。

相反，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主旨与核心恰恰就在于通过包括法学理论在内的多种思想理论资源以及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材料的综合运用，设计、建构和创造出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新模型，而这些新模型始终是以一定的价值为基准来塑造的，因此它们本身必然就是‘创新性的，否则就根本不构成法律工程的理想模型。[16] 就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研究而言，其学术评价状况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所面临的状况大体上相同，很难找到一个获得法学界和法律界共识的判定法学学术研究成果显性效果的标准。

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已取得重大进步，其对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思想与理论资源的利用，其对于中外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方面的实证资源的利用，都显现出了相当的成熟度。参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为此，在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行人格，唤醒其学术良知，赋予其学术的历史使命感，以自治和自律来规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的同时，确有必要建立和实行以外在的他律和规制为特色的学术评价制度框架。最后可以考虑法学对策性研究成果是否被党政部门直接而明确地纳入了其相关政策措施之中、被立法部门纳入立法或者被政府行政部门纳入其行政法规或规章之中、被司法机关纳入其司法解释文件之中事实上，文科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不可能完全脱离一定的政治环境。[15]叶继元：《概念创新是构建合理学术评价体系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0日，第17版。

要形成良好的学术评价环境，必须促使学术单位体向学术共同体转变。但反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其重点在于具体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而很少注意到在学术规范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做法。

2000年以后增加至7条以上]。而从世界范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各个学科始终保持彼此之间在思想、理论与方法上的开放性，彼此吸收和借鉴对方学科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都大大促进了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化，丰富了本学科的思想与理论，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而所谓形式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外部特征的评价，它既包含同行的定性评价，也包含定量评价，但最终的评价可用数字、数据反映，包括发表论著数、被引用数、被摘量、获奖数、发表字数、获专利数、发表成果的级别、院士和教授人数等。但假如你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只有两三年最多也就四五年，能够被一些学人读过，而之后也只是被作为资料库中的物事来看待，那么，你最多也只是某一个学科的‘学手。